提要

本轮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具有许多复杂的原因。

从短期来看：

一是疫情期间货物消费对服务消费出现了大规模的替代，推动了全球货物贸易和工业生产的迅速正常化，从需求端助推了价格;

二是疫情对基础商品供应能力的抑制，以及对供应链的扰动从供给端推动价格上涨。从短期情况看，商品价格很可能已经，或者很快将会触顶回落。

从长期来看：

一是过去十年来基础商品价格趋势下跌，导致投资萎缩、边际厂商退出，疫情进一步加剧了投资的下降和供应能力的收缩;

二是随着行业的整合，大宗商品市场的竞争性下降，寡头垄断的结构得到显著加强;

三是长期价格趋势下跌，加上疫情的冲击，使得供求双方以及贸易商的存货缓冲显著降低;

四是宽松的资金环境降低了持有存货的机会成本，提高了合意的存货水平;

五是碳减排的全球浪潮改变了许多商品的长期供求格局，储能、电动车、太阳能(6.790, -0.03, -0.44%)板，风能等技术变革对一些基础商品的长期需求形成支撑，也影响着市场的预期;

六是中国对部分高排放行业的强制性减产，限制了供给，也导致价格进一步上涨。

此外，在供应紧张的背景下，价格对需求变化的弹性提高，需求的小幅上升会导致价格的大幅度上涨。

从这些情况看，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中枢的抬升，以及在未来不利环境下再次大幅度上涨的可能性，需要有充分的预期和足够的准备。

2015年之前，PPI的变动通过预期和成本加成等机制，总是导致CPI的密切联动和同步上涨。

但在2016-17年供给侧改革带动的PPI大幅上涨过程中，这种联系和传导链条似乎断裂了，其结构性原因仍然不很清楚，值得深入研究。

我倾向于认为此轮PPI的大幅度上涨也不太可能推动CPI出现明显上升。

最后，在政策建议方面，关键首先是要敬畏市场，勇于让市场发挥自身的调节作用，在引导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。

在此基础上，一方面要加强与市场的沟通，并通过政策指引等手段稳定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。如果通货膨胀出现明显压力(我们认为这是小概率的尾部风险)，那么就迅速通过货币政策的行动来响应。

另外一方面，要提高要素的流动性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，提高经济应对内外冲击的弹性，使得企业能够自由方便地进入和退出市场，员工的离职和再就业能够流畅运行，使得金融体系保持足够的清偿能力，能够及时吸收经济调整过程中的坏账成本。

——高善文 CF40学术委员、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

* 本文为作者在近期举行的CF40青年论坛双周研讨会“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及政策应对”上所做的点评。转载请注明出处。